近几年，我一直旗帜鲜明地倡导将＜130/80 mmHg作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目标。我曾在多种场合通过不同形式阐述了其有效性、安全性、合理性与必要性，在此不再赘述。对于这个问题，我能够感觉到相当多的临床医生是不能够接受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患者以及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其理由是这个血压控制目标可能会对患者产生血流灌注不足相关的不利影响。
这种现状可以理解，也是预料之中的。如果我们回顾近百余年来高血压防治工作、特别是血压控制目标的历次变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很多同仁目前的担忧与顾虑。
早在1912年，Cunningham教授曾发表如下观点：“虽然高血压可能对某些器官产生危害，但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血压升高可能是机体的一种代偿性反应，降低血压可能对肾脏产生不良影响”。他又说：“血压之所以升高，是因为人体需要更高水平的血压。我们既不应降低血压，也不应试图阻止血压的代偿性升高”（原文参见：California State Journal of Medicine 1912;10:303-305）。——简单的讲就是“高血压患者不能降压”。现在看来这个观点非常荒唐，但是却主导了半个世纪的血压管理理念。
基于Framingham等多项流行病学研究结论，于1977年颁布的JNC 1指南首次提出，血压升高具有明确的危害，当舒张压超过105 mmHg时应该予以降压治疗。在“降压有害论”主宰几十年的那个年代，提出高血压患者应该予以降压治疗，所引起的争论和很多人的顾虑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是极为正确的、必要的。JNC 1指南走出了关键而坚定的一步！虽然我们现在看来该指南启动药物治疗的时机太保守了，但当时已经被认为是非常激进了！
时隔3年之后，1980年颁布的JNC 2指南不仅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下调为舒张压≥90 mmHg，并且提出只要血压超过这一界值就应该予以非药物或药物治疗。查阅当时的文献不难发现，这一推荐建议再次引起了很多批判与争鸣。
1984年颁布的JNC 3指南将血压正常值确定为＜140/85 mmHg，将收缩压140-159 mmHg视为临界高血压，收缩压超过160 mmHg才诊断高血压！我们现在看来是不是太宽松了？哈哈！直到1993年JNC 5指南才将≥140/90 mmHg作为高血压的诊断界值，但从Cunningham教授发表“降压有害论”到JNC 5指南的发表，已经经历了80余年的漫长时期。
又过了33年，到了2017年，美国将高血压诊断标准与大多数人的血压控制目标下调到130/80 mmHg，这一改变再次受到了广泛质疑甚至猛烈批评。这一次，主要来自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包括我自己。随着此后多方面新的研究证据的陆续发表，我逐渐完成了自我否定的过程，认识到将大多数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在＜130/80 mmHg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此间内心当然有过很多思考与激烈斗争。
实际上，除了2017版美国指南外，近年来先后更新的其他多部有代表性的国际指南均不同程度地下调了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目标，例如2018年欧洲高血压指南、2019年日本高血压指南、2020年加拿大高血压指南、2020年ISH全球高血压实践指南、2021年欧洲心血管病预防指南、2021年WHO成人高血压指南以及几周前刚刚颁布的我国台湾地区高血压指南。可以说，更为积极地管控高血压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趋势，我们不应该再有太多犹豫！
至于很多医生所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每一次指南的变革都需要一个逐渐为人理解、为人肯定的过程——JNC 1如此，JNC 2与JNC3、JNC5如此，2017版美国高血压指南如此，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同样会如此。只要我们尊重证据、坚持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假以时日，相信大家会逐渐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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