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饮酒动机

饮酒动机是一个人酒精使用的直接决定因素之一。饮酒动机模型从两个维度定义饮酒动机，强化类型(包括消极强化和积极强化)，影响来源 (包括内部来源和外部来源)，横跨这两个维度，饮酒动机又可以分为4种类型，应对动机、增强动机、社交动机、从众动机。一项对欧洲13个国家饮酒动机与饮酒联系的研究发现，饮酒的社会动机最常见，其次依次是增强动机、应对动机、从众动机；且社会动机与饮酒频率呈显著正相关，增强动机与应对动机与醉酒频率呈显著正相关，从众动机与这两种饮酒结果均呈负相关。所处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饮酒动机，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背景下，饮酒动机会发生一定的改变从而影响酒精使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早期饮酒动机与饮酒行为的研究显示，饮酒动机确实发生了改变，相比于新冠肺炎疫情前应对动机有所增加，其他动机有所下降；而应对动机的增加与饮酒量、饮酒频率的增加显著相关。Bollen、Wardell等的研究也调查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饮酒动机的作用，并强调了应对动机在酒精使用量增加中的作用。Luciano的研究也表明处于创伤暴露的年轻人的应对动机导致了饮酒和酒精使用相关问题。而出于应对原因的饮酒更容易发展成酒精滥用与依赖。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大流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以及剧烈的负性情绪，人们有极大的可能通过饮酒来应对压力及缓解负性情绪。此外许多国家、地区采取了隔离措施，并且面对新冠肺炎大流行，许多人也减少了出门次数，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社交活动的机会，从而减少了有增强和社交动机的人的饮酒机会。相反，这又为有应对动机的饮酒者提供了饮酒环境。因此，疫情期间饮酒的应对动机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酒精滥用与依赖的风险。

1.2 饮酒行为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人们的酒精使用情况确实发生了改变。在对波兰成年人的研究中，30％的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改变了饮酒习惯，其中14％的人饮酒量减少了，13％的人饮酒量增加了。在希腊一项基于普通人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饮酒变化的研究显示，45.2％的饮酒者报告饮酒减少或戒酒，21.5％的人报告饮酒更多，33.3％的人报告他们的饮酒量没有变化。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研究样本中69.2％的人报告他们的饮酒量减少或没有变化，而30.8％的人报告饮酒量比正常情况下要多得多。因此，总的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一部分群体的酒精使用增加了，另一部分的群体酒精使用减少了。年轻群体与疫情期间饮酒量减少更为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年轻群体饮酒量的减少与他们的饮酒习惯相关，年轻群体的饮酒地点多为酒吧、餐馆、俱乐部，出于社交目的的饮酒，而在疫情期间，由于隔离措施，这些公共的娱乐场所关闭，从而减少了年轻群体的饮酒机会，导致年轻群体饮酒量减少。而饮酒量增加与经历高压力、担心经济、疫情前饮酒习惯重、有焦虑抑郁症状、下岗更为相关。在饮酒量增加的人群中，酒精的有害性使用与经历隔离措施的人更加相关，与未经历隔离政策的人相比，隔离状态的人的酒精的危险使用、酒精的有害使用、可能的酒依赖都在增加。这可能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社会孤立及压力所致，因为社会孤立与压力是饮酒的主要影响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对酒精使用障碍患者的饮酒行为也产生了影响，如对既往酒精使用障碍患者疫情期间饮酒状况的调查显示，24％的受访者饮酒量增加，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AUDIT)得分平均增加57.6％，19％的受访者饮酒量减少，且在疫情期间复饮的受访者有很高的有害饮酒风险。在波兰，国家预防酒精相关问题机构出具的数据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早期，有害饮酒者的数量占总人口的5％~7％，高风险饮酒者数量超过11％。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民众的饮酒情况，很少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的情况及变化。美国一项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退伍军人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的研究表示，大约有10％的退伍军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一年后筛查酒精使用障碍阳性，可能的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在大流行期间基本保持稳定，疫情前10.1％，疫情期间9.6％；该研究还指出年轻，疫情前较重的饮酒习惯，更多的疫情相关的担忧、焦虑、抑郁与可能的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增加有关，疫情前较高的家庭收入与患酒精使用障碍较低的风险相关。这项研究只是调查了退伍军人在疫情期间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的情况，可能缺乏一定的代表性。通过上述研究报告，我们可以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普通人群和酒精使用障碍患者的饮酒行为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酒精滥用的风险增加。但酒精使用障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患病率及具体的变化情况鲜有研究报道，而这正是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人的饮酒模式发生了转变，而饮酒模式的转变直接影响了酒精相关的紧急情况，如酒精戒断、酒精性肝病等躯体问题；焦虑、抑郁、自杀等心理问题及酒精相关的其他情况。

2.1 酒精戒断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一些国家为遏制蔓延，采取了隔离措施，并关闭了商店和酒吧，甚至有的国家还颁布了禁酒令，对酒精的销售、运输、分发进行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患有酒精使用障碍的患者很有可能会面临因减少或停止饮酒而发生酒精戒断综合征的风险。在实施隔离政策和禁酒令的国家都观察到酒精戒断综合征病例有显著增加，用于治疗酒精戒断症状的药物处方也有所增加；而在实施隔离政策但仍确保酒精供应的国家也同样发现酒精戒断的发生率有所增加。一项关于纽约市疫情期间因酒精相关问题就诊的调查显示，与疫情前同期相比，因酒精戒断症状或并发症而去精神卫生中心或急诊就诊的患者数量有所增加。同时，因出行受限及无法获得常规医疗服务也阻止一部分患者寻求医疗救助，而无法获得戒酒的急性医疗服务，会进一步加重酒精戒断症状的严重程度。

2.2 酒精性肝病

鉴于酒精使用与酒精性肝病不良结局之间的关联，新冠肺炎相关的酒精消费变化有可能导致与酒精相关的直接健康影响，包括酒精相关性肝炎及其导致的死亡。有报道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因酒精相关的肝损伤入院治疗。与2019年相比，美国罗德岛州，在疫情隔离期间因酒精相关的胃肠道疾病和肝病住院就诊的比例增加了近60％(急性酒精相关肝炎的就诊比例增加了53％)。隔离解除之后，与酒精相关的消化系统疾病的住院会诊比例仍然高于2019年。这说明大流行期间饮酒量增加的群体患酒精性肝病的风险增加。同时，新冠肺炎感染会进一步加重肝功能损害。

2.3 焦虑、抑郁等精神卫生问题

一项关于2020年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的研究报告显示，该年度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严重抑郁障碍病例增加了27.6％，焦虑症病例增加了25.6％。酒精使用障碍与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之间关系密切，焦虑、抑郁障碍患者易出现酒精使用障碍问题，酒精使用障碍患者也常产生焦虑、抑郁等精神卫生问题。酒精使用障碍患者在面对应激时，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当重视饮酒者的焦虑、抑郁精神卫生问题，及时疏解他们的负性情绪，减轻焦虑、抑郁情绪与饮酒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

2.4 自杀

美国疫情期间对自杀意念的调查显示，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早期，考虑过自杀的美国成年人数是2018年的两倍。同样有研究表明，酒精使用障碍会增加自杀的风险，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酒精使用障碍患者面临自杀的风险更高。隔离相关的行动限制会给酒精使用障碍患者带来巨大的影响，无法获得酒精带给他们极大的心理痛苦，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他们的自我伤害。目前已有许多关于疫情期间因无法获得酒精及因发生酒精戒断症状而自杀的报道，有研究指出，无法获得酒精及酒精戒断症状是隔离期间自杀及自杀未遂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印度这种在隔离期间实施禁酒令的国家，因无法获得酒精及发生酒精戒断症状，自杀未遂及自杀人数明显增加。由于戒断期间缺乏及时的医疗救助，许多人只能自己处理他们的戒断症，如饮用含酒精的洗手液(疫情期间很容易得到)或非法酒精，而这带来的后果是酒精中毒、视力障碍甚至死亡等。

2.5 酒精相关其他情况

饮酒，特别是大量饮酒，会抑制先天性免疫系统和获得性免疫系统，导致感染的风险增加，可显著增加患细菌性和病毒性肺炎的风险。这使得酒精使用障碍患者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饮酒量增加的人群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饮酒同样与暴力行为有明显的相关性。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过度饮酒是导致暴力和伴侣暴力的原因之一。在大流行期间，隔离政策使得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变长，部分群体饮酒量增加，这使得发生家庭暴力的风险增加。自新冠肺炎疫情隔离措施实施开始，长期以来一直与酗酒有关的家庭暴力事件有所增加，如在法国全国暴力案件增加了30％，因家庭暴力而拨打求助热线电话数在西班牙增加了20％，在巴西增加了40％左右，在英国增加了25％。

综上所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民众的饮酒行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出于应对动机的饮酒增加，部分人群的饮酒量增加，普通人群及酒精使用障碍患者的饮酒行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酒精滥用的风险增大；饮酒产生的相关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进一步凸显，如酒精戒断综合征的发生率增加，患酒精性肝病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风险增加，患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及自杀的风险也在进一步增加，甚至还会增加家庭暴力发生的风险。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重点关注饮酒民众这一类成瘾障碍的高危人群及酒精使用障碍患者，在重视这类人群疫情期间饮酒问题的同时，还应关注饮酒相关问题带来的危害，因为这些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贯彻以人为本，综合干预的理念一方面为饮酒民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咨询及救助服务预防成瘾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积极应对饮酒相关问题，减少其带来的社会负担。

参考文献：略

作者：孙丰伟[1][2]杨梅[1][2]

作者单位：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1]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2]

来源：《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