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Cardiology）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首次揭示了吸烟时间、遗传易感性与新发房颤（atrial fibrillation，AF）风险之间的梯度关系。这项研究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中超过30万名参与者的数据，阐明了醒后第一支烟时间和遗传背景对房颤风险的叠加影响，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全新视角。

房颤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与心衰、中风、心肌梗死等重大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增加全因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尽管已有研究表明吸烟是房颤的重要风险因素，但关于吸烟行为中的“吸烟时机”（醒后多长时间吸第一支烟）对房颤的具体影响，以及遗传易感性在此中的调节作用，仍存在知识空白。

近年来，吸烟时机被认为是评估尼古丁依赖程度和吸烟危害的重要指标。早期研究显示，醒后吸烟时间越短，与更强的尼古丁依赖、更高的高血压和低HDL水平相关，而这些均是房颤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遗传学研究指出，房颤的遗传风险评分（genetic risk score, GRS）可量化个体对房颤的遗传易感性。这项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吸烟时机与房颤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遗传易感性的影响？

研究团队分析了来自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的305,627名参与者的数据。这些参与者年龄在40至69岁之间，研究排除了既往或基线时已诊断房颤的个体。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参与者的吸烟状态及醒后吸第一支烟的时间（分为5组：<5分钟、5–15分钟、30–60分钟、61–120分钟和>120分钟）。

遗传易感性： 

基于134个与房颤相关的遗传位点，计算每位参与者的房颤遗传风险评分（GRS）。

健康状况： 

收集了参与者的基本信息（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生活习惯（饮酒频率、饮食健康评分、运动时间）以及常见慢病（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等）数据。

研究设计：

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醒后吸烟时机与房颤发生风险的关联。

对遗传易感性高、中、低的参与者分别进行分层分析。

通过联合分析评估吸烟数量与遗传易感性对房颤风险的叠加效应。

随访：

研究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2.2年，共记录了13,410例房颤病例。

醒后吸第一支烟时间越短，房颤发生风险越高，且呈梯度性增加。

醒后>120分钟吸烟者的风险相较非吸烟者增加13%；

醒后61–120分钟风险增加20%；

醒后30–60分钟风险增加34%；

醒后5–15分钟风险增加43%；

醒后<5分钟的风险最高，增加49%。

遗传易感性对吸烟时机的调节作用：

在遗传易感性评分较高（高GRS）的个体中，吸烟时机对房颤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

醒后<5分钟吸烟且高GRS的个体，房颤发生风险比非吸烟且低GRS的个体高出220%。

联合分析结果：

醒后第一支烟时间短和吸烟量大的个体，房颤风险显著升高。

重度吸烟者（每日吸烟量较高）且醒后<15分钟吸烟的个体，房颤风险较高，调整后的风险比为1.51。

遗传易感性高与吸烟时机短的联合作用更加显著。

敏感性分析：

通过排除短期内戒烟者和数据缺失者、对数据进行多重填补等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仍然稳健。

强化吸烟干预的重要性： 

本研究指出，醒后吸烟时间短不仅是高尼古丁依赖的表现，也可能是房颤风险升高的独立预测因子。因此，减少吸烟或延长醒后吸烟的时间，可能是预防房颤的一项可行措施。

遗传评估在精准医学中的作用： 

通过房颤遗传风险评分（GRS）的分层评估，能够进一步明确高风险人群，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强调多因素联合分析的必要性：

房颤的发生受多因素共同作用，本研究强调了行为因素（吸烟）、遗传背景与其他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为未来的综合防治策略提供了新思路。

图2 吸烟时机与（A）吸烟年数（pack years of smoking）和（B）每日吸烟量（daily cigarette smoked）对房颤风险的联合关联（基于模型3）。

估计值来源于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分析。观察样本数为305,627名参与者。模型3进行了多因素调整，包括年龄、性别、种族背景、Townsend剥夺指数、受教育年限、体重指数（BMI）、饮酒频率、健康饮食评分、身体活动时间、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水平、吸烟年数以及每日吸烟量等。

对于从事心血管疾病防治的医生而言，本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健康管理：

在问诊时增加对吸烟时机的关注，特别是针对遗传易感性较高的患者，可通过延迟吸烟时间或戒烟来降低房颤发生的风险。

早期筛查： 

基于房颤遗传风险评分（GRS）的个性化筛查，结合生活方式干预，有助于实现早期预防。

患者教育：

强调吸烟时间管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高危患者中。

作者：张诗源编译

来源：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